在上古時期就有五谷種植活動，黃帝的妻子嫘祖教民養(yǎng)蠶，那時應有桑樹種植?！吨軙?middot;大聚篇》說：“旦聞禹之禁，春三月，山林不登斧，以成草木之長。”這可能是最早的保護山林的法令。舜還設立了九官之一的“虞官”，處理全國的林業(yè)事務。在周代，洛陽的車馬大道兩側都要植樹，并且設置廬舍，存放食糧，以供守路者食宿。《詩經(jīng)·召南》有一首《甘棠》詩：“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。”當時人們就有保護古樹的意識，因為召公曾經(jīng)在甘棠樹下判斷案件處理政事，公平公正，人們要保護好這棵樹，以懷念召公的功績。

秦漢時期，國家統(tǒng)一，皇帝多次下詔鼓勵植樹。西漢禮學家戴圣編著的《禮記·月令》說：“是月也，命野虞毋伐桑柘。”當時的官員就知道要防止亂砍濫伐，保護林木。漢朝在漠北一帶種植大量榆樹，防風固沙，減少水土流失，改善邊關駐軍的環(huán)境，防止匈奴的襲擾。

據(jù)《開河記》記載，隋煬帝開鑿通濟渠后，采納大臣建議，詔令百姓在運河兩岸廣植柳樹，以固河基，并制定獎勵措施，每栽植一棵柳，獎勵絹布一匹。沒過幾年，大運河兩岸已經(jīng)是楊柳依依，郁郁蔥蔥，成為一道靚麗的景觀。唐人杜寶撰寫的《大業(yè)雜記》說：“兩岸為大道，種榆柳。自東都至江都二千余里，樹蔭相交。”

唐朝是一個森林密布、木材和林副產(chǎn)品十分豐富的朝代。朝廷重視“勸課農(nóng)桑”，《田令》規(guī)定“戶內永業(yè)田，每畝課植桑五十根以上，榆、棗十根以上。土地不宜者，任依鄉(xiāng)法”。通過法律規(guī)定在田間種植不同的樹種，改善農(nóng)田周圍的環(huán)境，防止農(nóng)田的水土流失?！短坡伞酚胁簧贄l款涉及林業(yè)?！短坡墒枳h·雜律》規(guī)定：“諸于山陵兆域內失火者，徒二年。延燒林木者，流二千里；諸失火及非時燒田野者，笞五十；諸棄毀官私器物，及毀伐林木稼者，準盜論，即亡失及誤毀官物者，各減三等；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，杖六十；諸盜園陵內草木者，徒二年半。若盜他人墓塋內樹者，杖一百”。這些都是以森林保護為重點內容的國家法律。

宋太祖為了鞏固黃河河堤，于建隆三年（962年）九月下詔：要求汴京與周邊地區(qū)的官吏和民眾在黃河、汴河兩岸堤壩上種植柳樹、榆樹。各地官民都在黃、汴堤壩上植樹造林，使得黃、汴堤岸及其周圍地區(qū)形成了小型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，有利于環(huán)境的保護。宋朝還規(guī)定墾荒植樹者可以不繳田租，植樹成績好的官吏還可以晉升一級。宋代法律規(guī)定，禁止民眾砍伐桑樹、棗樹作為柴薪，“民伐桑棗為薪者罪之：剝桑三工以上，為首者死，從者流三千里；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，從者徒三年。”毀壞木林者最低面臨三年刑罰，最嚴重者甚至要被處死。

元世祖忽必烈專門頒布了《農(nóng)桑之制》，規(guī)定每丁每歲種桑、棗20株，如土性不宜，可改種榆、柳，均以種活長成為數(shù)，并由各級官吏督促實施。當時河南府及所轄各縣在道路旁植樹造林，誰敢“非理砍伐”，一概按律治罪。

明太祖朱元璋以農(nóng)桑為國之本業(yè)，規(guī)定“凡農(nóng)民田五畝至十畝者，栽桑麻木棉半畝，十畝以上者倍之”。對利用空地植樹的實行免稅，而對不完成植樹任務者懲罰，對砍伐樹木者治罪。

清朝時，朝廷要求地方官員勸導百姓植樹，并禁止非時采伐、牛羊踐踏及盜竊。據(jù)有關史料記載，乾隆帝曾規(guī)定永定河護河的兵士每人每年要種柳100棵，并對樹苗的規(guī)格、栽植標準有嚴格要求，要保證成活率。為鼓勵永定河沿岸村莊的民眾廣泛植樹，清政府還制定了若干獎勵辦法，每戶植樹五十株以上者，予以獎勵；百株以上者，另外加獎；千株以上者，予以重獎。

乾隆皇帝還總結出植柳的經(jīng)驗，寫成一首五言詩：“堤柳以護堤，宜內不宜外。內則根盤結，御浪堤弗敗，外惟徒飾觀，水至堤仍壞。此理本易曉，倒置尚有在。而況其精微，莫解亦奚怪，經(jīng)過命補植，緩急或少賴。治標茲小助，探源斯豈逮。”碑文至今仍立在永定河金門閘東側。